两年前，我开着海马S7从北京探寻抗战遗址抗日战争，终于抵达云南。嵩山战场遗址、腾冲纪念公墓、保山远征军指挥部、片马驼峰航线纪念馆，我实在想不到全国还有哪个省份能如此完整地保存如此多的抗战历史。于是，我暗下决心，要沿着70年前的路线，从昆明出发，再走一遍滇缅公路。幸运的是，随着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临近，我的愿望实现了。 　　我们为何痴迷于战争——我们需要自尊、自律、自强。 　　这几年，我开始沉迷于战争历史。从打响抗战第一枪的江桥，到抗战最后一战的虎头（或高邮、或雪峰山），从阻挡日军前进的石碑向西进入重庆，到著名的胜利发生地昆仑关，从破败残缺的广州新一军公墓到芜湖戴安澜将军的安息地，我参观了数百处抗战遗迹。结合我能找到的所有相关书籍，基本上上将从9月18日到8月15日这14年里我研究了抗战历史和日本侵华的起源。 　　朋友疑惑地问：做这些事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把你的时间花在发展你的事业上，也许你就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人士。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同。我认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单纯追求物质更重要。 　　2012年9月，我开着日本越野车去西藏，路过西安时，正要进城，突然接到很多朋友的电话，内容都是一样的：不要进这座城市，将会发生一些事情。后来得知，当天下午，西安市区发生了反日示威活动。一些兴奋的人在路上砸坏了几辆日本车。关于此事的是非，网上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购买日货无形中支撑了日本经济，让其有足够的实力对抗中国。作为爱国者，就应该反抗。反对者认为，在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的今天，各国经济已经相互交织，谁也无法抗拒。而且，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绝对是违法的。果然，一年后，西安一家法院对12名参与“打砸抢”的人定罪，最高判处10年有期徒刑。 　　义和团进京 　　我没有听朋友的善意劝告。在德发昌饺子馆的诱惑下，我还是开车进城，住在鼓楼附近。然而，原本有特色的食物却突然变得索然无味。我想到的是北京前门大街发生的火灾。火灾发生前两年，1898年维新运动结束，光绪帝被软禁，西王母出面斥责。政府结束了。不久，西王母试图废黜光绪帝，另立新皇帝。她找到了弟弟桂香的女儿和端王的儿子。如果不是西方国家的一致反对，这个名叫溥俊（音：君）的15岁男孩差点成为1900年清朝第13位皇帝。因为这件事，西王母她对外国人深恶痛绝，决定利用义和团运动来对抗他们。她欺骗百姓做了官员做不到的事。这个例子在历史上太常见了。几个月后，原本被朝廷“剿灭”的义和团突然成了上宾，被邀请进京攻打洋人。 　　火灾发生后的前门外地区 　　义和团进京不久，发现前门外大栅栏的一家西药店还在营业。他们二话不说，就一把火烧了那家叫“老德基”的药店。结果火势蔓延到了整条街，然后向四面八方蔓延。经过一天一夜，周边几条商业街4000多家商铺被烧毁。有的书籍记载，连正阳门城楼、箭楼都被大火烧毁了。当然，更多的教科书上说的是八国联军。 　　正阳门城楼被烧毁 　　西王母可能直到去世才明白西方国家为何拥护光绪皇帝。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西方人为了掠夺而想要征服中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但为什么他们特别认同光绪皇帝的改革呢？难道他们是希望中国富强吗？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二分法过于笼统。如果按照这种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很多事情就没有道理了，任何事、人都不会这么简单。 ，面部表情模型实在是太糟糕了。其次，西方人看重互利共赢。互惠互利的前提是大家都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按规则出牌。但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在这些方面是水火不相容的，彼此之间很难沟通。经常出现鸡同鸭讲的搞笑场面。因此，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像日本一样尽快融入世界轨道。光绪帝的改革是融入世界轨道的第一步。 　　我遇到了一位想在中国投资办厂的商人。他走遍大江南北，最终决定把工厂设在最贵的上海。当问及原因时，他回答说：有些地方条件很优厚，但总给人一种空虚的感觉。一切都是在酒桌上口头承诺的。当被要求签署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时，他的表情都写满了。的蔑视和困惑。这种不能靠我四六个的地方我实在是不敢去。上海人很有生意头脑，谈判时很挑剔，没有一些地方的大胆和大气。然而，正是这种对谈判和签订合同的重视，让我对他们产生了信任感。我是来做生意的，不是来交酒肉朋友的。我需要的是大家按规则打球，严格遵守合同。　　不幸的是，有些人，比如太后，永远不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既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也懒得动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问题。他们喜欢的是非黑即白，他们想要的是有人给他们答案。只要有人举起手臂，他们就会纷纷向前冲去。他们懒得去思考这是对还是错。 1900年的北京和2012年的西安有何相似之处？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国家。 　　1894年，日军在今天的丹东首次踏上中国领土。当时的中国人普遍鄙视日本人，认为一个小岛国高估自己的能力是可笑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一个月前，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平壤发生了战斗。虽然双方兵力、武器相当，而且我军也有地利优势，但仅仅战斗了一天，司令员就下令夜间撤退，看似威风凛凛的八旗实际上却四散奔逃，互相践踏。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至于武器弹药和粮食工资，几乎全部留给了日军，其中包括先进的火炮，连当时的日军都没有。有的士兵甚至丢下枪，空手回国。 　　平壤战役中的中国战俘 　　1944年，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准备进攻滇西日军。一些远征军高级将领要求工兵部队保证，如果攻击失败，必须尽快将他们带回来。据说，总司令卫立皇对此大为震怒。总司令有理由发脾气。此时远征军拥有大量先进武器，弹药源源不断。他们想要多少就可以得到多少。大口径火炮和火焰喷射器根本就没有日军可用，更何况头顶还有美国空军战机。获得了制空权。 　　可见，在战场上，武器的重要性仅次于勇气。 　　对外战争我们总是缺少的是勇气。战死沙场的勇气。获胜的勇气。 　　1942年，日军临时组织了一支2000余人的快速部队。从缅甸腊戍一路北上，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攻克了畹町、芒市、龙陵，终于到达了会通桥，如果不是工兵部队炸毁了这座桥，这支部队还有可能最快10天到达昆明。这条路我走过，几乎全是群山。路很窄，夹在两座山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只需要派几个士兵到每个山头，不用露出头，往下扔手榴弹。足以让日军慢下来。有这样的抵抗力，一个月之内日军能到达会通桥就不错了。然而，中国军队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成群结队地向北跑去。军官们跑得更快了。当时的最高指挥部门是参谋团。五天内，他们从缅甸腊戍跑到了云南保山。这个速度即使在今天也算很快了。　　因为看到《父亲的战场》，我尝试去腾冲北郊陆家寨拜访一位名叫陆超茂的退伍军人。不幸的是，当我去拜访时，老人刚刚去世。不过，张东攀先生在书中的记录却令我难忘——陆超茂的部队进攻腾冲时，先是依靠美军飞机炸开城墙，然后冲进去。但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里，中国每次都军队前进一米，就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守城的1000多名日军都是用私人住宅进行防御，子弹很可能从每个窗户后面射出。一名日本士兵甚至将自己锁在一口钻有射击孔的古钟里，挡住一名中国士兵。最后，中国士兵绕到钟后面，用木棍狠狠敲打钟，打死了钟内的日本兵。士兵们惊得要死。对了，1942年日军进攻滇西时，以292人的部队毫无抵抗地占领了腾冲； 1944年中国军队反攻时，花了一个集团军，打了2个月才恢复过来。腾冲。 　　远征军在腾冲城内与日军展开巷战。 　　这显示了日军强大的作战勇气和单兵的强大战斗能力。虽然正常人都讨厌战争，但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中日再爆发一场战争，中国军队的表现会比70年前好多少？别的不说，对于单兵作战能力也存在一些质疑。我在不止一个单位看到，即使是最简单的提包、办证的工作，也需要两个人一起去。 　　如果大家有足够的勇气，其他国家还敢蔑视中国吗？无论是十九世纪还是今天，大多数国家都有崇拜强者的习惯。我们中国人也受到崇拜。比如唐朝，李世民被西域诸王推举为“天可汗”。但现在，如果我们想再次受到尊重，每个人能做的就是管理好自己。例如，时刻注意遵守社会公德，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他人的存在——公共场合说话控制音量、学会竖向排队、开车时不向行人鸣喇叭、不违法等。关于机动车行走时的权利。再比如，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做好手头的工作——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日本小镇的公交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司机知道我是不懂日语的外国人。但他依然一丝不苟。他根据需要在启动、转弯和停止时使用麦克风进行通知。当他到达车站时，没有人上下车。司机还留意时钟以确保准时运行。如果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能如此严谨、认真，整个国家都充满礼貌和文明，我相信那时的中国将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将是真正受到尊重的中国。 　　很喜欢一位网友的评论：“我们抵制过日本、法国、美国，但最后发现我们的国家并不强大，在世界上没有朋友。而我们抵制的国家总是强大的。 ” 　　“一个真正爱国的人应该让别人感受到中华民族是多么可爱，而不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一个真正爱国的人应该尊重我们自己的文化，一点一滴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民族就是文化。” 　　总之，中国不再需要喊口号，更不需要盲目的猥亵。需要的是自我提升。需要的是无敌的勇气。遗憾的是，有些人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物质问题上，大谈解放军拥有比日本更先进的武器。他们可能忘记了，1894年的清军拥有许多德制武器，部分武器的先进水平还超过了日军。我不知道政府第一次庆祝9月3日的目的，但我觉得与其记住仇恨，不如鼓励自尊、自律、自强。 　　走真正的滇缅路——重复74年前的中缅边境日记。 　　2013年12月，昆明下了大雨。窗外很冷，但室内却很热。当晚，我刚到昆明，就迫不及待地去拜访葛舒亚先生。葛舒亚先生是滇缅战争史专家。他有说不完的故事，我非常钦佩。事实上，这次“走真正的滇缅公路”的想法就源于那次访问。 　　2013年旅行日记标题图片 　　 看到我热衷于自驾游，哥哥建议：你应该按照曾兆莲的记录，甚至把车开进缅甸，走一次滇缅公路。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立刻就点燃了我的心情。很快，葛哥送来了曾昭彦教授写的书《缅边日记》。曾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1926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化学教授。 1941年3月，曾教授从昆明乘坐公共汽车到畹町，并原路返回。基于此，他写下了《缅边日记》。虽然只有薄薄的100页，记录的也只是15天的车程，但正如曾教授在游记中提到的那样：“一路走、看、记笔记，几乎每隔几公里就有笔记。” ”。这本书真实记录了1941年滇缅公路沿线的风土人情，文笔优美流畅，读后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从小就有一个习惯。只要是我喜欢的书，我绝对不会只读一遍。第一次我会连续读至少3遍，然后每隔几年再读一遍。 《缅边日记》 很薄的一本书，没多久就读了10遍。很快，书上的主要内容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决定听从葛兄的建议，严格按照书上的记载去做。 ，重温滇缅公路。我期待在书中找到尽可能多的生动描述。　　几年前，一家汽车制造商组织了一次试驾活动，选择了滇缅公路作为主题。但事实上，此次活动仅在腾冲和芒市之间举行，这只是滇缅公路的一部分。今年，随着政府首次举办“九三庆典”，抗战主题变得热闹起来。这几个月来，电视屏幕上每天都有大批八路军部队英勇杀敌，每天都有无数的日本兵被杀。多家媒体率先开始对滇缅公路进行报道。但根据我对云南的了解，我注意到每家报道滇缅公路的媒体都是沿着杭瑞高速（G56）行驶的。 　　我不会那样做。我希望的是尽可能完整地追随曾教授的游记，重温曾教授的足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好滇缅公路。